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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南帆的生動與理性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畢飛宇

我讀書總是慢,不只是閱讀的速度,還有節奏。比方說,都已經是2019年的新年了,也就是舊歷的年底,我才慢騰騰地把《泥土哪去了》捧在了手上。《泥土哪去了》出版于2015年4月,按照“現代人”的閱讀節奏,它無疑是一本舊書。此時此刻,我書桌上的新書起碼也有小一百本——我真的能讀完它們么?我其實是有點恐懼的。為了壓驚,我從書架上取下了一本舊書,我決定在這個下雨的日子讀完它。

我讀書的心態不算好,可也不算壞。我有我的特點,先假設這本書是不是我寫的。這么說吧,這本書的書名一定是“我的”,《泥土哪去了》,這是我的口吻,我是南方人,言語里頭沒有“兒化”。如果換做一個北方的作家,這本書的書名無疑是《泥土哪兒去了》。——“哪兒去了”?這就有了大爺氣,慢悠悠的,眼珠子還往眼角里暼,他的口吻里頭可能有疑問,也可能沒有疑問。也就是一問,問問唄。

——“哪去了”可不是“哪兒去了”,這是南方的語氣,是南帆的語氣,也有可能是我的。這樣的語氣未必就死心眼,卻多多少少有那么一點死心眼。它是渴望得到回答的,不討喜,不罷休,瞳孔也不肯移動。

南帆斯文,干凈,文人氣。所謂的文人氣就是“死心眼”。

我也是無聊,在我看來,《泥土哪去了》這本書里,有這樣的幾篇是“我的”——《泥土哪去了》《機器之癮》《快》《一個作家的社區生活》《槍》《乒乓江湖》《來了一只狗》。

而另外的幾篇這絕對不可能是“我的”——《素描:學院里的知識分子》《寄給自己的明信片》《辛亥年的槍聲》《戊戌年的鍘刀》。

《乒乓江湖》寫的是南帆自己,他打乒乓球的那點小事。實際上,南帆寫的也是整整的一代人,這一代人里頭自然也包括我。我和南帆兄還算不上球友,畢竟隔著好幾百公里呢,不可能每個星期都見面。但是,我和南帆兄交過手。中國人喜歡這樣說,喝酒的時候最能夠看出一個人。說喝酒我沒資格,我想說的是,打乒乓球最能看出一個人。

南帆有40年的球齡了,這樣的球齡很容易使他變成一個“球油子”。“油子”是哪一個江湖都有的,很常見。南帆卻很正。我也是那種打了幾十年球的人了,身體的內部是有記憶的,比方說,到了生死關頭,對方發球,我的身體會自然而然地調動起來——預防著對方“偷球”。南帆從不“偷球”,一次都沒有。這是我喜歡和南帆打球的地方。南帆講究,南帆自信,南帆講究“硬實力”,鬼鬼祟祟的事他不好意思。對了,南帆還干凈,他是藍白相間的,藍是藍,白是白。我不知道南帆一共有多少件襯衣,但是,在我的想象里頭,南帆的“標準相”永遠是一件藍白相間的襯衣。你很難想象他的藍白上面會有污漬。

南帆怎么會寫《槍》的呢?套用陳佩斯先生的一句話,“你這濃眉大眼的家伙”怎么能喜歡槍呢?當然,我知道的,南帆要表達的是愛、仇恨、殺戮和工業文明,可是不管怎么說,南帆在不經意間涉及了他頑劣的童年,那幾乎也是我的童年。想起來了,我還寫過一個短篇,題目就是《手指與槍》。南帆說:“槍引誘了手。”我想說的是,“手指與槍”引誘了我。南帆說:“殺戮成為藝術,這是這個世界所誕生的最大的悖論。”槍是文明的形態,藝術也是文明的形態,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學者,文明往“哪里去”始終是南帆關注的一個嚴肅的話題。他是矛盾的,正如每一個關注文明形態的注定是矛盾的一樣。沿著這樣的一個話題,我想說,文明是可以和必須反思的,這是文明的特征,也是文明的需要。只有不能當作“文明”的文明才可以拒絕反思。

我曾經拜讀過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慘痛的記憶,我的小說至今沒有留下“知識分子”的記錄,足以證明保羅對我的刺激有多大。但是,我熱愛知識分子,我指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我曾經鼓足了勇氣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愿意通過寫作最終讓自己成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說這番話的時候“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正在臭大街。我有些賭氣:我欠抽還不行么?雖然我配不上知識分子這個稱號。我有一個一廂情愿的愿望:“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不應該臭大街,我甚至還愿意套用一句伏爾泰的話:沒有知識分子也要創造出一個知識分子來。一個好的社會怎么能容不下“知識分子”呢?一個好的社會怎么能離得開“知識分子”呢?有原罪的“知識分子”那也是“知識分子”。

謝天謝地,南帆為我們寫下了《素描:學院里的知識分子》。這不是小說,它是“非虛構”。在我看來,在《泥土哪去了》這本書里,最有價值的就是這一篇。通過D教授,南帆給我們展示了這樣的三個問題:知識與真理、知識與權力、知識與市場。當然,因為這篇文章不是小說,我們沒有能夠看到具體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但是,我們看到了南帆的理性力量和價值立場。

對了,我差點忘了,我和南帆算不上是球友,卻是“狗友”。早在南帆寫作《來了一只狗》之前,我就知道了,南帆的家里有一只不那么招人喜愛的狗。在養狗這個問題上,我估計南帆的命運和我相似,都是迫不得已做上了“狗爸爸”。南帆愛狗么?我不知道。我是不愛狗的,我能做的只是負責。但是,你不能說“負責”就沒有收獲,矯情一點說,也正是因為和狗相處的時間長了,我明白了許多。

《來了一只狗》寫得有趣極了,我邊看邊笑。我笑的不是狗,是南帆,嚴格地說,是我自己。更加嚴格地說,是“狗爸爸”相似的窘迫。原本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因為對狗的描述,剎那間,成了一個人了。生命的孤獨是如此地相似,何其相似乃爾。這也是我們的悲哀。所有的悲哀都來自于南帆表達的準確。借用老托爾斯泰的說法:如果你的表達是準確的,人類的孤獨都是相似的,如果你的表達錯位了,幸福的人生則各有各的幸福。

太讓我吃驚了,南帆居然也寫了《寄給自己的明信片》。我一直認為南帆和我一樣,是一個偏于嚴肅的家伙,是一個毫無生活情趣的家伙,沒想到他居然在南美給自己寫明信片,還正經八百地給自己郵寄回去。這只能說,在骨子里,南帆是一個浪漫人,在他的內心,有外人所不知道的生動。這就不難理解,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文學批評家,南帆的文章為什么那樣好讀。實際上,我還讀過南帆有關史學方面的一些書。我也不是研究歷史的,淺薄一點說,許多歷史著作我都讀不來。我也不是沒有疑問,歷史書為什么一定要那樣寫呢?歷史果真有一張格式化了的“撲克臉”么?沒有長著一張格式化了的“撲克臉”就不能面對歷史和研究歷史了么?不一定吧。我非常樂于向朋友們推薦一下南帆所寫的《辛亥年的槍聲》和《戊戌年的鍘刀》。南帆有一個好處,他用他實際的寫作行為在告訴我們,“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活的,是動態的,是具有生活形態的。南帆的歷史書寫里頭有一個無比珍貴的東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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