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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在有限的視野里發現無限

來源:青年報 | 冷梅

圖/程泉、戴顯婧、受訪者提供

金宇澄手繪圖

圖/程泉、戴顯婧、受訪者提供

 

金宇澄,上海作家,《上海文學》執行主編,被稱為小說界的“潛伏者”。2012年以滿紙滬語完成了一部描寫上海市民生活的長篇小說《繁花》,被評為中國小說學會“2012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2013年12月4日,《繁花》獲首屆魯迅文化獎年度小說獎。2015年8月16日,《繁花》獲茅盾文學獎。

周佩紅在《迷夜·光斑·人生觀望》一文中,把金宇澄的小說概括為:以豐富的感覺思維、薄弱的理性把握創造出一種文字意境,迷離在黑暗中,“迷夜,像是金宇澄小說的一種模式”,作者看生活,始終保持一種層面的、有距離的觀望姿態。

《繁花》斬獲茅盾文學獎后,金宇澄曾說:“寫了《繁花》,我越來越不明白上海,它虛無,一直是深不可測的一座原始森林,我一直在霧中,站在有限范圍里,只看清一點附近的輪廓。”如他所言:人根本無法完全了解他人,人不是上帝,越是詳細的內心表露,越表現出更大程度的虛假。比如我們談起的“新小說”,注重對“人”的研究、對“人”不可知的強調,如果遮蔽內心,就是一種繼續探索的方式,文學的欺騙性、全知視角的害處,則給讀者一種暗示——人是完全可以被作者了解的,其實根本做不到。

金宇澄的視角是審慎的,極度清醒。他認為,作者不可能無所不曉,只憑過往的影像與經驗,范圍是狹窄的。“在我而言,只能盡可能記錄所熟悉的人事,只能如此。這些狹窄范圍里,等于福克納郵票般大小的故鄉——我的范圍比郵票還小,能把這一小塊描繪出來,已是很大的收獲了。”

多年來,作為文學雜志的主編,這種疏離的姿態,也許與職業特性有關。“編輯和作者,是不一樣的兩種人,每天做不一樣的兩種事。編輯過眼各種來稿,以后他如果動念寫小說,最清楚的,應該是立刻想到當下寫作的情況,會更清楚‘寫什么’‘怎么寫’。他就這么天天等待、尋覓、掂量稿子,主要是經驗告訴自己,什么是‘一般’,什么是‘特別’。而作者呢,活在另一種狀態的世界,往往看了一肚子的經典,卻只考慮自我狀態。”

2019年3月30日,金宇澄應邀在新加坡開展了專題講座,此時話題早已不是《繁花》,談的更多是《繁花》之后他的思考和他的新天地。他也開始接觸自己不熟悉的那部分——畫畫。他畫了《繁花》的所有插圖,后來又開始創作版畫。

從2012年至今,在談論《繁花》的過程中,金宇澄對自己的寫作有了越來越深刻的總結和提煉。所以這次講座,他一開始不是講理論,而是講他讀過的各種東西,從筆記體雜錄、坊間故事、居委會記錄、派出所檔案到自己的回憶片段。隨著一個個故事的講述,發手紙給路上美女的怪異富翁,舊貨店的狼狗,上海地下室的現代白毛女,裝滿鏡子的水晶宮……他所講述的正是敘事的種種魅力。

寫作屬于城市的生存樣貌

Q:這些年一直在堅持上海話寫作,你覺得它的意義是什么?

A:這個“上海話”,需要打引號,因為它已經是改良版的上海話。為什么會堅持“上海話”寫作,是因為我們幾代人接受的都是普通話的寫作教育,寫作這件事,用的也是普通話思維,你幾乎不可能用上海方言作為母語背景來講上海故事。偶然機會,我通過網名“獨上閣樓”在弄堂網進行寫作,用上海方言寫作特別親切,表達的語境也很自由。地方語言像小河一樣活潑,是水土自然的滋生,不受任何約束。《繁花》中有大量的人物對話,就對話寫作而言很難,方言在語法以及節奏上,有它自己的優勢。文學最講究的就是語言,需要個性化的語言表達,在西方也有不少作品是用方言寫作的。我覺得,方言對一個作家而言,就是他土生土長的語言,也提供了最自由流暢的表達情境。它的節奏以及語言習慣,甚至是思維方式,都會成就一種辨識度很高的語言特性,而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語言要生動,要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Q:《收獲》執行主編程永新對《繁花》的評價是:它建立了一座與南方有關、與城市有關的人情世態的博物館。你覺得城市和人的關系是怎樣的?

A:我看過郭沫若之子、著名建筑設計師、攝影家郭博拍攝的1993年的上海,我發現那個年代的上海和現在總有一些地方很不一樣。究竟哪里不一樣? 我發現是建筑的外立面不一樣,那時候的建筑沒有空調外機。通過影像,我們可以對照上海的過去與現在,你會發現它有很多變化。這些不同,如果不是通過具體的影像記錄,也許你自己也很難一一發現。而從語言發展的角度,上一代上海人的滬語發音和語言習慣也在經歷著變化,《繁花》里的飯局變成城市人最重要的社交之地。在和平年代,上海每天經歷的巨變,都落實于普通市民的世相、生活樣式一點一滴的細微更替。城市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而人也在影響這座城市的發展。《繁花》強調了屬于城市的生存樣貌,比如書中經常有的“不響”,提出了我們經常的沉默,我們常常保持種種無言的狀態,以及小說和生活里從不間斷的“飯局”,都是揮之不去的時代特性。為什么我們常常保持無語,為什么我們任何理由都可以形成飯局? 沉默、飯局的無意義,反映了一種意義。而且大量的俗世故事中間,有很多人出面講自己的立場和判斷,這些自說自話,是時代象征,是時代人群、城市人群的聲音,它是很有意義的。

Q:在作品《回望》中你重述了父輩的故事,你覺得不同代際之間,人們對上海這座城的認知有不同嗎?

A:人們對于一個城市的認知,基于它的背景、社會狀態,以及與每時每刻發生的事密切相連。文學所要表達的正是城市經歷變化時人們產生的反應。像我的父親母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其認知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而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所面臨的生活境遇、面對的問題,也應該反映在我們當下的文學作品里。《回望》這本書,是非虛構的作品,其實我想表達的是我們依然在關心著父輩們曾經發生的事,關心上一代的故事,他們在家國背景下所面臨的選擇。現在的八零后、九零后是在父母呵護下長大的一代人,他們可能很少有機會回望父母,了解他們的成長經歷、所接觸的時代。我的建議是,他們應該去關心上一輩人的成長軌跡,從父輩身上學習更多的經驗。如果你從事文學的話,要關心上一輩;哪怕你不從事文學,也要關心上一代人的生活。你需要了解我們從哪里來,這就是中國人的文化根源,于此才能知道你將去往何處。從事文學創作的話,只有了解父輩的歷史,你才能創作出更有層次感的作品。在小說《碗》里,我描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兩代人的紐帶和境遇,試圖寫出兩代人不同的狀態。這些年輕人的存在,使得老故事充滿生命力。表面上看我是在寫往事,但這種過去是由更年輕的一代人來繼承。把不同年齡和際遇的人放在同一個舞臺,這是我一貫的審美方式。只有這樣,他們之間才會產生層次和味道,這樣的故事才有厚度。

只寫最熟悉的那一小塊兒上海

Q:可以聊一下你對目前上海文學生態的理解嗎?與國內外其他城市相比,上海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A:根據上海的城市特性,它經常會涌現很多奇思妙想,這是文學界積極的風向標。上海也有很多優秀的青年評論家,這在其他城市是沒有的現象,側面說明了上海的青年文學力量有著豐厚的土壤。在2018年9月,九零后女作家王占黑憑借處女作《空響炮》獲得首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這個獎項旨在發掘和鼓勵優秀并具潛力的青年華語作家,我有幸成為評委。王占黑就是上海文壇的新興力量。上海擁有這種魔力,讓優秀的青年文學力量聚集于此。這里有優良的文學傳統,我樂觀其成。雖然很多聲音在說,文學已經被邊緣化了,但是從我的了解來看,我壓根不擔心這一點。在上海,各種文學的線下集會、讀書活動每周都在如火如荼進行,比如國際文學周、思南讀書會、上海書展……借助現代化的網絡,各種傳播手段也很豐富。如今,實體書店已經呈現回暖態勢,它會將人們的閱讀需求從線上拉回線下,讓紙質閱讀重新回歸到人們的生活場景里。

Q:你說到實體書店回暖,對文學出版有何積極的影響?

A:現在,在出版領域有一個大背景,對文學創作的打擊很大。文學作品在線上書城的折扣力度太大,導致實體書店以及出版社的盈利狀況受到很大影響。對于新書出版,是否應該設立一定的定價保護,否則長此以往會扼殺作者文學創作的積極性。而另一方面,因為線上銷售總有折扣,導致書籍定價也跟著水漲船高,有水分,從整個出版生態來看,屬于惡性循環,并不是一個良性的業態。

Q:作為文學雜志的主編,怎樣扶持青年作家展開創作? 你覺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激發年輕人的創造力?

A:比方說我所在的《上海文學》,或者《收獲》雜志,現在擁有大批的九零后作者群,我們都在密切關注著上海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上海的青年文學力量包括青年小說家,也包括青年評論家。前面,我說到文學創作,年輕一代要關心上一輩人的生活。文學就是一個回望的姿態,它是起點,滋潤了新青年一代文學創作的土壤。而現在,隨著年輕人興趣的多元化,在文學創作領域也更加呈現多元性,創作的分類根據現代人的興趣點更為細分。你也會發現,新生代的文學作品特別具有創新意識。比如說,被外界稱為中國原創“新一代懸疑小說旗手”的青年作家蔡駿,也包括獲得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王占黑,還有周嘉寧、錢佳楠、張怡微,他們的創造力特別打動我,讓我看到了青年一代的變化,屬于青年一代的姿態。他們的文本結構非常特別,他們以各自的主張、所在處境和位置,來表達自己的經驗、對世界的看法。立足于上海本土,他們筆下的上海和我們老一代的上海截然不同。例如周嘉寧,在創作中并不刻意凸顯上海特色,她的興趣不在于此,卻在人物內心的刻畫中體現了這一代人的復雜性。張怡微是更接上海地氣兒的作者,小時候住在工人新村,關注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上一輩人,回望父輩的過往,視角冷靜平和,且不大悲大喜。

Q:你說過,人生猶如一片亞馬孫熱帶雨林,深處更有深處,對你來說,文學的領地是否也是如此,深處之后亦有更深處?

A:倒不是說永無止境,僅僅是一個深度問題,實際上每一個人的視野都很有限,受限于他的成長環境、個人經歷,因此就會對世界產生不同的看法。就像說,一個人的名片抬頭是博士,但并不等于說博士什么都知道。其實,他就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知道得比你們多而已。作家也是如此,我寫上海,只寫我最熟悉的那一小塊兒上海。這么微小的一部分,只代表了亞馬孫熱帶雨林里最微小的一處視野,作為作家,我也只能寫我最熟悉的那部分東西。小的時候,我以為作家無所不知,能夠通過上帝的視角去觀察整個人類,但其實不然。若想了解人性、看透人性,何嘗容易? 到了我這把年紀,依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一個人。這一點,我無法勝任。而我的文學觀念是讓人物說話,究竟他們說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沒有資格做評論,只能由讀者自己做判斷。

Q:文學應該保持個性特征,在當今時代,它的價值應該體現在哪里? 作為一個文學家,又該何為?

A:我在讀者眼前慢慢寫成《繁花》,很“奢侈”,因為時刻可以參考讀者的各種議論,因此非常清楚當前讀者真的是“藏龍臥虎”,這個過程,并不是一般的“作品朗讀會”,誦讀成書,得不到什么改進意見。如果回到類似連載的傳統,每天寫一節就面向讀者,更容易明白所謂“低位寫作”的好處、“諸位看官”的重要,這是體會。一旦越過自己的敘事范圍,說了外行話,讀者都心知肚明,他們向來比我更聰明,更了解這個世界。在這個時代,對作家的考驗非常大。你走的每一步都要腳踏實地! 我是這么要求我自己,我只關注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兒。不了解的領域我不會亂寫,現在的讀者太聰明了,我只能老老實實創作,心存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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