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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文:文學是我生命的需要

來源:文學報 | 何晶  2018年11月30日06:34

張雅文,國家一級作家,黑龍江省作協名譽副主席。著有《生命的吶喊》《百年鐘聲——香港沉思錄》《活著,為了天堂的鐘聲》《韓國總統的中國御醫》《趟過男人河的女人》《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等三十余部作品。《趟過男人河的女人》《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不共戴天》《冰雪人生》《媽媽拉我一把》等電視劇作品。作品被譯成多種語言。曾獲魯迅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飛天獎、華表獎等多項大獎。

對張雅文的采訪在她工作的間隙中進行。12月8日,為了新的報告文學素材,黑龍江女作家張雅文來上海采訪,10天里,她走訪上海、浙江省(杭州)兩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采訪多名未成年犯及管教。在12月17日的博客中,她寫道:“關于孩子,忍不住想說幾句。……看到一個個本該在學校里讀書的孩子,卻因犯罪而關在監獄里,淚水常常打濕我的心靈,而不是眼簾。”三天后,在上海她兒子的家中,記者見到了72歲卻仍然奔忙在報告文學創作一線的張雅文。

“寫出自己的一生,在回憶中審視自己、也審視他人和社會”

解讀張雅文,或許應該從她的自傳《生命的吶喊》開始。“我的命運不濟,所以一輩子都與該死的命運苦苦地抗爭著。”她這樣總結自己前六十年的人生,出生在遼寧開原只有自家一戶的山溝里,為了去離家十多里遠的學校讀書,獨自一人跋涉在野獸出沒的山路上,從家里偷走戶口本和行李當了滑冰運動員,卻因傷病干了四年就從運動隊退下來……而人生最絕望、低谷的時刻卻在2004年到來。

這一年,張雅文60歲,她面臨的是三起等著開庭的侵權官司和三個主動脈都需要搭橋的心臟手術。“我那時候很絕望,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過來,給先生和自己的遺書都寫好了。”3月15日,她進入手術室,14個小時的手術后,醫生把她拍醒。“我不知自己是否還活著,但用目光送走醫生的那一瞬間,我忽然產生了一個沖動——覺得如果就這樣死去太不甘心,我一定要寫我的一生!”

在重癥監護室的24小時里,張雅文一分鐘也沒睡,構思如何寫這本自傳。“這種強烈的動力,使我的生命既瘋狂又有活下去的強烈愿望,鋸骨開胸,血壓、脈搏都在生死線上,人生到了這種地步,我什么都不想,就想把自己的一生寫出來。”這是張雅文生命的一種宣泄,更是一次自我拯救。19天后,她出院,“躺在汽車里看著外面的小草小樹時,我感覺陽光真好,活著真好,疼痛算什么,只要活著,一切都會過去”。不久后,她開始鍛煉身體,從五百步到一千步,再到爬上小山坡,強大的生命力正在復蘇。

因為怕藥物影響神經,妨礙寫作,醫生開的止痛片張雅文一片都沒吃。7月,因為胸骨疼痛,她無法坐到電腦前打字,只能趴在床上寫草稿,然后再一頁一頁往電腦上敲。《生命的吶喊》是張雅文對自己的一次總結和梳理:“在回憶中審視自己,審視別人,也審視了社會,在這種審視中我提升了自己。”

有評論說,《生命的吶喊》中展現的六十年人生也暗合了國家發展的歷程,作者與我們的祖國一樣,無論經歷了多少磨難、挫折,都在不斷前行。張雅文說,或許是運動員生涯造就的堅韌和執著性格,才讓她在與命運的抗爭中一直沒有倒下。

張雅文的寫作開始得不算早。1979年,她的先生周賀玉看了冰球比賽回來,開了一句玩笑:“等咱們老了寫一部體育小說,讓小說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軍。”“我當時就想,干嗎要等到老年,我現在就寫!”當時張雅文已經35歲,在工廠里做會計。先生的這句玩笑,讓她產生了既渺茫又興奮的沖動:“我從來沒想過要當作家,卻仿佛一直在期待著這句話。”

她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甚至小學都沒有讀完,盡管她在1963年至1966年的三年時間里,自學完成了初高中的文科課程,其間寫了一百多篇作文,1966年準備考大學,“文革”破滅了她的大學夢。1979年,她捧著一篇3000字的小說,戰戰兢兢地來到《合江日報》副刊編輯丁繼松的面前,等待他的評價。時至今日,張雅文仍然記得改變她人生走向的那一瞬間,“這位老編輯說,雅文同志,我干了二十多年編輯,我相信我的眼力,我認為你在這方面是有才氣的,希望你能堅持下去。”她說:“我像輸光了老本的賭徒,突然發現兜里還有一枚銅板。我把后半生的生命全部壓在了文學的賭桌上,我不知自己是不是搞文學的料,也不知文學的路會走多遠,只是突然感覺自己抓到了苦苦追求的理想,于是,我死死地抓住了命運拋給我的最后一根纜繩。”

抓住理想的張雅文開始了狂熱的創作。“開始寫作時,我的投入是別人不可想象的。我腦子里總是在構思小說,鬧出了不少笑話,騎車騎到別人的雙腿中間,腦子里想著小說跟別人走到了男廁所,一年365天就休息大年三十的下午半天。我一拼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19歲時張雅文因為傷病從滑冰隊退下來,她覺得人生“要完蛋了”、“這輩子什么都干不成了”。她一定沒想到16年后的自己,會開始投入一份終身的職業。1963年8月2日,她和當時滑雪隊隊友韓玉華在湖畔散步,韓玉華說:“雅文,做人要做優秀的人,我們要像愛因斯坦那樣,對人類有所貢獻。”正在銀行工作的張雅文當天就在日記中寫道:“我要像韓玉華說的那樣,要做一個優秀的人。”她身上有理想主義的光芒,“我不甘心默默無聞地走過一生,總是野心勃勃想干大事”,但那時她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大事。多年后,她將理想和志向全部投入到文學創作上。

“崇高、家國情懷、人性之愛,我作品的永恒主題”

1990年,張雅文的創作陷入低谷。當時恰好俄羅斯開放,她說服先生去俄羅斯轉轉。她不會俄語,拿著一本《中俄對話》的小冊子,沒有錢,就背著半人高的十幾套皮夾克,拎著兩包旅游鞋,邊走邊賣邊賺旅費,到處采訪華僑、留學生、國際“倒爺”,記錄他們在異國闖蕩的故事。這是張雅文的第一次出境采訪,對她而言最大的益處是眼界大開,并且走出了創作低谷。

在俄羅斯的采訪中,張雅文對人性的體悟更深。1992年10月5日,她從莫斯科登上開往哈巴羅夫斯克的列車,行程七天七夜,車上沒有食品出售,一路上除了黑面包和上車前買的一個西瓜,她沒有吃過別的食物,回國后大把大把地掉頭發。到達哈巴羅夫斯克是凌晨一點,不久前她的女兒和女婿被派到這里工作,住在一條偏僻的小街上。她搭乘出租車來到一座三層小樓前,卻發現女兒不在,小樓里靜悄悄沒有一點光亮。她樓上樓下地跑得滿頭大汗,終于發現有一間房的門縫里射出一道光亮,里面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張雅文請他送自己去一家賓館。

“凌晨兩點,我推著裝有美能達相機、大量采訪筆記的旅行包,跟著這位素不相識的俄羅斯小伙子走在空寂無人的大街上,心想要是他搶劫我,我能不能打得過他。”幸而最終什么事都沒有發生,第二天小伙子又來帶張雅文去找她女兒,從女兒口中得知,這小伙子是個皮條客。“他使我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人性的善惡不在于身份的高低,他雖然因為貧窮在做那樣的事情,但人格并不低下,靈魂并沒有墮落。”

人格崇高、靈魂美好,這是張雅文的報告文學中人物一以貫之的品格。“評論家說我有崇高美的情結。是的,我敬畏崇高。我認為崇高是人類精華的根基,我們民族的一批精英、一批人格崇高的人促使我們的民族發展到今天。”她報告文學的題材選擇,都受這種情懷的驅使,崇高、家國情懷和人性之愛,是她創作中最重要的主題。

1999年5月,張雅文接到作家李占恒的電話,說他在環球時報上看到一篇報道,講述二戰期間一個叫錢秀玲的中國女人通過一位納粹將軍法肯豪森,拯救了許多要被蓋世太保處死的比利時人,因此被比利時政府授予國家英雄勛章。“一聽到這些,我就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不虛此生的好素材。”奔波幾個月,費盡周折尋找多方幫忙,交納了5000美元擔保金后,張雅文終于登上了飛往比利時的飛機。但此時,她還沒聯系上錢家人。

在布魯塞爾的最初七八天時間里,她始終沒聯系上錢秀玲老人。此時正值11月,布魯塞爾一連數天陰雨連綿,天氣似乎也昭示著此行的不順利。直至11月8日,在當地華僑的引領下,張雅文終于按響了錢秀玲家的門鈴,開始了為期27天的采訪。“錢秀玲和法肯豪森這兩個人物、這個題材,值得我耗費時間和心力去挖掘,這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好素材。”

“傻執著”,這是張雅文在對記者講述自己這段歷程中常常出現的詞匯。國內外的所有采訪都是自費,工資、稿費、以往獲得的獎金,都被她投入到采訪中,她先生說:“我們家的錢都被她折騰完了。”在歐洲采訪時,她兜里總是揣著一把中英、中法紙條,用來問路,吃不起正餐,只能吃方便面,但這些她都可以克服。“我必須采訪有價值的東西,這是我選題的準則,我當然缺錢,但我更看重作家的責任和擔當。”

正在進行中的這次未成年犯的采訪,張雅文購買了最新技術的索尼錄音筆和相機,前期已經投入好幾萬資金。為什么每次都要全力以赴?張雅文的回答頗有意味,“不管是文學還是其他事業,全身心地投入都不一定成功,再前怕狼后怕虎,更不可能成功了。”

以往的采訪,都是張雅文獨自前往,這次,先生陪著她一起采訪。“我感覺我們是在共同完成一項有價值的工程,它是我們內心情感的驅使,也是我們的理想所在。”“青少年犯罪是整個中華民族需要敲警鐘的問題。”在采訪中,那些滿臉稚氣的少年撞擊著她的心靈,“我反思他們背后的故事,這是創作本身的需要,也是我們社會的需要。看起來我寫的是大墻內的未成年犯,但看的卻是大墻外的人,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社會需要共同思考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

“我對文學,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

2004年創作《生命的吶喊》至今,張雅文說自己進入了寫作的黃金期。這些年里,《生命的吶喊》多次重印并被譯成多種文字輸出國外,《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百年鐘聲——香港沉思錄》等多部作品被譯成外文,她還陸續出版了《與魔鬼博弈:留給未來的思考》《活著,為了天堂的鐘聲》等有分量的作品,獲得魯獎、“五個一工程獎”等大獎。2015年6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同到訪的比利時國王菲利普會晤時,贈送了他一份特別的禮物——長篇小說《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英文版。

對張雅文而言,文學有內在的驅動性,當文學的力量頑強地堅持內在于生命的時候,成就了她的人生。她不止一次地說:“我對文學,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我的情感和情懷,讓我將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注到創作當中。”

她將自己這一時期的創作概括成“成熟”,她覺得自己成熟了。這種成熟來自從容,她不再像以前那樣每時每刻腦子里都在構思,也不會從早到晚都在拼搏,她定好寫作計劃,一切按部就班地進行。“年紀大了,身體不允許我那樣拼了。”

但成熟,意味著她思考的問題更多了。“我們的中國是發展中的國家,既有成就,也存在問題。作為一個作家,本著什么樣的態度、什么樣的情懷來寫作,非常重要。”在寫香港時,她一直考慮的問題是如何面對香港。“我不是搞經濟和政治的,寫香港又不單是在寫香港,而是在寫我們的民族,我就得不斷‘拎著頭發’提升自己。”她翻閱了300萬字的資料,最終完成了30萬字的《百年鐘聲》,“我堅持的宗旨就是呼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長篇報告文學《與魔鬼博弈:留給未來的思考》,是中國作家寫歐洲二戰的作品,為了完成這部作品,張雅文第三次奔赴歐洲四國采訪,采訪了幫助錢秀玲營救比利時反戰志士的納粹將軍法肯豪森的故居與友人,采訪了拉貝的孫子,以及保護了上萬南京難民的丹麥人辛德貝格的外甥女等數人,作品出版后,受到評論家及讀者的廣泛好評,被國家新聞出版總局評為原創精品工程,被中宣部評為2016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項目,被中國作協列為重點扶持作品。

張雅文的采訪從來是“深入采訪到不能深入為止”,她認為,采訪更深一步,就會多一點多樣性和豐富性。她曾經采訪過打死東北虎的主犯,又跑到農村去采訪他們的母親,看到她背著小山一樣的柴草,滿臉的褶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母親:“一方面我們要譴責他們打死虎的愚昧,另一方面同情他們的貧窮。”“采訪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非常艱難。但一旦真的采訪進去了,你會發現作家的腦袋遠遠不如現實那么豐富。”

張雅文強調寫作人物的真實、豐富。“人性的復雜,世界風云變換的復雜,不是作家能編出來的。我們的文學作品,不是一味高大全的寫作,而是應該真實地去反映現實,反映生活,盡可能挖掘人物身上的特點,以及由此導致的性格特征。”

寫作多年,張雅文很少左右旁顧,她把全部心思用在創作上,沉下心來一部一部地寫。“經歷了生死,我把好多東西都看淡了,也知道了自己生命的價值所在。我生命的整個支點就是文學,在文學創作中有快樂,有宣泄,有痛苦,更有內心的表達。如果不讓我寫,我覺得活得很沒勁。”

寫出思想,也寫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內心的渴望,這是張雅文此刻生命里真正需要的。“如果身體允許,我就會一直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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